张文娟:母亲让亲儿淋雨乞讨,监护人制度在哪里

2012-06-23 23:03:51 来源: 网易亲子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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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娟

 

张文娟:致诚公益律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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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背景: 近日,一名女子在厦门鼓浪屿让婴儿淋雨乞讨,遭网友曝光,但警方调查后认定,双方确为母子关系。据了解,民警已将情况反馈给相关主管部门,但厦门市民政局收养登记处一名工作人员却告诉记者,“如果你觉得这个母亲虐待了孩子,可以打110报警,警察会处理这个事情。”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明确的机构站出来为这名婴儿的不幸遭遇负责。>>详细

  依据《民法通则》等相关规定,父母作为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其中合法权益就应当包括身份健康权、名誉权等。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
  
   既然法律条文有这样明确的规定,为什么这名受虐待儿童的遭遇仍然如此尴尬?为什么仍然有相当多的儿童在遭受虐待或者家庭暴力之后,其父母没有被撤消监护人资格,孩子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张文娟,致诚公益律师,一直致利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网易亲子特邀请她对我国的监护人监护监督现状进行分析。

  分析全文

  在儿童保护制度中,监护人监督制度改善得最最缓慢

昨天傍晚走在美国的大街上,跟一个来自中国的朋友聊天,她说,从怀孕后开始关注美国这个社会对儿童的具体制度和实践,最深的一个体会是,在这个社会,最宝贵的就是孩子,孩子生长在每个公民的心里,落实到政府每个部门的职责中。

结果,晚上回家就收到国内同事的邮件,让对《华声在线》报道的《母亲让亲生婴儿淋雨乞讨》的事件进行点评,心情很复杂。

多年来,对儿童保护的话题,我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很多同事就像祥林嫂一样,不论在会上还是在媒体上,还是私下聊天,有机会便说,总之,总在重复着相同的呼吁。

可以说,在我们呼吁推动的所有儿童保护制度中,只有监护监督制度是进展最最缓慢,让人最最受挫的。虽然我们算是很有激情的人,但时间久了,那种无力感还是很强烈的,有时真想放弃。但是,新的案例总是在提醒我们,制度晚一天出来,孩子们的健康就会受到更大的威胁,甚至生命会陨落。所以,我们总是在提醒自己,与孩子们正在遭受的不幸相比,我们的这点挫折不算什么,如果我们都不说,孩子们连避免这种不幸的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在本文一开始我就呼吁,大家都要呼吁,重视孩子的监护监督制度,这样未来的孩子才更有希望。

撤销监护人监护制度在执行上有相当大难度

每当遇到这类案件,大家就会想到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也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

但是撤销监护人监护制度在我国执行上有相当大难度,这是为什么?

首先,这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无数的实践已经证明,一条制度实施的障碍之一是其可操作性,具体到撤销监护人制度,如谁来提起诉讼?什么情形下可撤销监护权?撤销了孩子谁来养等等。

除了无数次的媒体呼吁和个案尝试外,2011年,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帮助湖北省人大代表周洪宇主任专门就第53条的可操作性问题准备了一个议案提交2011年人代会;在2011年青少年中心帮助政协委员韩红准备的政协提案《让困境中的儿童生活得更有尊严》中也关注到了监护干预问题。

撤销监护制度不好用,还有一个立法理念问题。

难度一:政府必要的保障和干预制度不完善

其实,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不应该是一个孤立的制度,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万不得已的制度。

具体说来可包括三个层面:一是政府应该提供了必要的监护支持服务,比如说,不能因为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让父母将遗弃作为延续孩子生命的希望;二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个别情况下会直接剥夺,如强奸),政府应该先采取必要的指导和轻微干预服务,给父母一个改正的机会,不能上来就撤销;三是万不得已要撤销,应该设计一个严谨的操作性的撤销制度,包括谁来提起诉讼,撤销后孩子如何安置,证明的标准等。

现在政府对这类案件不出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前两步没做到,或做得不好,所以,干脆哪步都不管。这更显出制度推进的必要性。

因此,在2011年的基础上,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青少年中心帮助韩红委员准备了关于《制定儿童福利法》的提案,帮助周洪宇代表准备了关于《制定儿童福利条例的建议》,目的是期望尽快按照《儿童权利公约》制定科学的、可操作的家庭保护制度。之所以采取两种立法形式的呼吁,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更难实现的话,至少国务院可以先制定一个行政法规。

困难二:监护人制度存设计缺陷,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

其实,撤销监护人制度不好用,还受我们监护制度设计缺陷的桎梏。在这儿举几例说明。

首先是现在的监护制度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早期的社会背景下,基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设计的,现在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依托的社会保障网已经不存在,导致家庭监护失灵时,孩子被置于无人照顾或被严重伤害的境地。

比如,我国1986年的《民法通则》规定村委会、居委会或父母所在单位担任监护人的规定。

困难三:按法律规定,被虐待的孩子往往无权起诉父母

其次是我们制度设计上没有充分考虑到父母可能伤害孩子的这种情形,而是把孩子的大量权利赋予监护人,也没有为监护人不称职设计好替代性的制度。比如,我们现在《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精神病患者没有诉讼行为能力,他们的诉讼活动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进行,导致实践中有些被虐待的孩子想起诉父母都进入不了程序。再比如,《民法通则》第16条在规定替代监护制度时,根本就没有把撤销监护资格作为一种考虑类型,只是提到“父母死亡或丧失监护能力”。

困难四:现有的家庭保护制度缺乏可操作性

最后,我们现有的家庭保护制度设计比较迷茫,比较空,缺乏理念,缺乏资源,缺乏措施。所谓的理念,《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强调的很明白,就是政府和社会要支持儿童在家庭中的健康成长。我们整个制度设计是否紧紧围绕着这个理念?我们是如何实现它的?哪个部门或那种有效的机制能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哪些资源或措施可以被援用来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无助就因为我们从现有的制度中找不到答案。!

社会的自我纠错能力太弱常让人感到灰心

有时候,感到灰心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自我纠错能力太弱。美国也曾发生严重的虐童事件,但是,一个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企业、社会都会进行深刻反思,会对当前的制度和操作进行深入检查,会有补救性的制度及时跟进,再发生悲剧的可能就会大大降低。

先不说一般性的监护不称职的案件,就是儿童被虐待致死的案件,被媒体报道的一年都不知道有多少起,可是发生了就发生了,没有任何补救性的跟进措施,也没有制度检查和修复,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都怪制度不健全,但是没有人会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修补。

呼吁制度的改变,让每个孩子活得更有尊严

比较难能可贵的是,现在很多民众的儿童保护意识提高了,这是儿童保护立法和执法提高的基石,从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的微博行动,到小悦悦事件的民间反思,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虐童和其他不称职的监护问题……相信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会感觉到,生长在这个国度是安全的,是值得感恩和自豪的。

最后引用我最喜欢的两段名言与大家共勉。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没有什么比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更能折射出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了。” 一个有生命力的、有发展潜力的民族,应该是那些最重视儿童保护的民族。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诗人米斯特拉尔说:“有许多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等待,但是儿童不能等。她的骨骼正在形成,血液正在生成,心智正在发育,对儿童我们不能说明天,她的名字是今天。”让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孩子做起,给他们力所能及的爱;同时一起呼吁制度的改变,让每个孩子有尊严的生活在充满爱的家庭中。

注:网易亲子独家专稿,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勾俊杰 本文来源:网易亲子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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