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注和讨论未成年犯罪问题时，更为现实和合理的是，从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源性问题出发，在做好相关探索和工作的基础上，再研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大连13岁男孩蔡某某杀害10岁女孩小淇并抛尸灌木丛一案，有了最新进展。据媒体报道，8月10日，小淇家属起诉蔡某某“生命权纠纷”案宣判。法院判处蔡某某夫妇10天内公开赔礼道歉，赔偿128余万元。此前，因行凶者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
此案自发生后，即引起广泛关注。对于13岁男孩行凶作案，法院做如何判罚，公众十分关心。有人疑惑，法律公平正义，保护的是受害者还是作恶者？行凶者不满14周岁就像拥有了“免死金牌”，逃避了刑责追究，这对于受害者小淇一家而言，“公平正义”又体现在何处？
在刑事责任方面，14周岁是现行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底线，因而对这个13岁的行凶者，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也是法治精神的体现。刑法虽然对这类犯罪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但责令家长或监护人严加管教，必要的时候由政府进行最高3年的收容教养。所以，本案对行凶者收容教养3年，这是现行法律框架范围内所能使用的最严厉处罚手段。
在民事责任方面，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法律规定了其监护人要对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相关规定，辽宁省2020年死亡赔偿金的标准最高是63.64万元，加上丧葬费、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其他合理费用，法院判决赔偿128万余元，从这个角度来说，也不算低。
近年来，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屡屡见诸报端，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也不断高涨。笔者认为，这一建议虽有必要，但“治标不治本”。需要明确，未成年犯罪的根源，在于家庭、学校等教育的错位甚至缺席，其治理重在预防。因而，在关注和讨论未成年犯罪问题时，更为现实和合理的是，从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源性问题出发，在做好以下探索和工作的基础上，再研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引入恶意补足年龄原则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加快修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审议修订新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把“分级预防”落到实处，对行为偏常、有不良习惯的未成年人，按照行为习惯的严重程度，进行针对性的约束管教，防止他们越走越偏，及时将罪恶的苗头扼杀，避免酿成悲剧；
——修订完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现行未成年人收容教养制度已执行了近40年，作为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唯一可以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需要更加完善的规则，来保障现行法律体系下对“小恶魔”的惩罚。笔者建议将最高收容教养3年延长至3-5年以上，并将“必要时由政府收容教养”调整为“应当由政府收容教养”。同时，完善收容教养结束后的衔接、教育和管束问题；
——强化家庭教育职责。未成年人犯罪，根源在于家庭教育错位甚至缺失，“养不教父之过”，有必要进一步加大监护人的职责，将对监护人的追责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明确，没有尽到监管责任导致未成年人造成重大损害的，可以追究治安违法甚至刑事责任，并加大惩罚性民事赔偿责任；
——强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将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强制责任范围，通过积极健康的心理引导和管理，净化孩子内心，避免因为心理问题而导致的恶性事件。
总的来说，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治理，是一个系统化、全局化的工程，绝非单纯地加大处罚力度或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就能够解决的，这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天使”还是“恶魔”，并不是非此即彼，最重要的，是一个社会中法治的温度和实现正义的方式。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郭小明（法律从业者）
本文来源：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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